2012/5/1 16:01

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現在在食品藥品安全方面比我國狀況好。但曾經，他們這方面的問題比我們嚴重很多。后來，他們慢慢完善了法律，大規模的傷害成為歷史。有些人認為，我國也得走這條路，食品藥品領域出現安全問題是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代價。現在設立嚴刑峻法的條件尚未成熟，需要法律的循序漸進，以及行政駕馭能力的逐步提高。

“西方這個歷程用了30年到80年，難道我們非要犧牲一兩代人才行嗎？西方已經走過了這條路，經驗和教訓我們都看到了，我們為什么不能現在就解決這個問題？”王立軍說，“現在沒有什么比維護食品藥品安全，更讓我感覺到有危機感了。”

“和黑惡勢力的猖狂比呢？”記者問。

“這沒法比，完全沒法比！這些區域性的黑惡勢力能影響到十幾億人嗎？能影響到下一代嗎？完全沒有可比性！”王立軍激動地說。

看了被傷害的孩子，“整整3天吃不下飯”

作為法醫學領域的專家，王立軍見慣了死人。但是，走訪一些被有毒食品藥品傷害的殘疾兒童，“讓我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，整整3天吃不下飯，腦子里全是那些孩子的樣子”。

“有的孩子完全沒有痛感，用火在自己胳膊上燒，皮肉都焦糊了，孩子感覺不到疼。那漠然的眼神，讓我心里感覺被狠狠地撞了一下，幾乎承受不了。

“這些，如果你沒有親眼看到，完全無法想象。我面對過那么多的兇殺現場，去過許多大的自然災害的現場，雖然悲痛，但我都承受過來了。可看到這些孩子，看到他們活得如此慘烈，給我留下的那些震撼，難以想象。

“現在我在街上看見小孩就忍不住想摸一下，想確認他真的是個健康的孩子，讓自己感到一些安慰。就是到了這么一種心理狀態。”王立軍說。

王立軍看到的是被傷害的兒童，同樣在這個議案上聯名的全國人大代表、河南省回龍村支書張榮鎖，讓他記憶深刻的是那些禍害家鄉的商販、個體戶。“他們知道自己生產的食品是有問題的，自己不吃，銷售給村民！”

王立軍介紹說，作為公安民警，他處理的有毒食品、藥品案件，這幾年數量在成倍攀升。但在這些案件上升的同時，一方面是很多官員的沉默，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默默承受。難以想象，為什么明知道有毒，大家還在吃，還在允許大家吃？

業內人士稱，目前，在食品藥品安全的立法方面，已經有了很多進展。1984年出臺的《藥品管理法》、2009年出臺的《食品安全法》以及剛剛出臺的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都從不同側面對解決日趨嚴峻的食品、藥品安全犯罪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。但僅靠上述法律法規仍不足以解決食品、藥品安全犯罪問題。這些法律的出臺，只能表明我們意識到了其對社會的危害性，可是法律的支撐體系還不夠。

王立軍認為，正是因為法律存在盲區，人們對這些危害無可奈何，只能生活在一個高危的食物鏈條和醫療鏈條當中。

與此同時，無法忽視的還有地方利益、行政保護、地方保護主義等，這些都在制約對食品藥品犯罪的打擊。“這種包含多種利益的巨大慣性很難讓其停下。”王立軍舉例說，“就像販毒一樣，人人都知道會判死刑，但是它巨大的誘惑力還是會讓人鋌而走險。”

“所以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制定特別刑法的形式，以嚴密而細致的罪名設計，有效遏制該領域的犯罪行為。”王立軍說。